美國首位黑人女性大法官：你不需要完美的生涯，也一樣能如願以償

美國聯邦最高法院4月7日通過總統拜登的人事任命案，迎來史上第一位非裔女性大法官傑克森（Ketanji Brown Jackson）。從成長背景到生涯歷程都曾覺得「格格不入」的她，如何不斷打破常規？

4月7日，美國參議院以53票對47票通過凱坦吉．布朗．傑克森（Ketanji Brown Jackson）任命案，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非裔女性大法官，接替將於今年夏天退休的自由派法官布萊爾。

傑克森在1970年出生於華盛頓特區，3歲時隨父母搬到邁阿密，1992年自哈佛大學畢業，擔任《時代》雜誌記者和研究員，一年後再度回到校園，進入哈佛法學院就讀，1996年取得法學博士學位。

與現任9位大法官相較，傑克森工作經歷的多元性，幾乎無人可比。

她曾擔任地區法院（初審法院）法官、上訴法院（二審法院）法官和最高法院大法官書記，也曾在多家私人律師事務所工作過。

她也擔任過聯邦公設辯護人，是美國史上第一位有過此經歷的大法官。

之後，她被任命為量刑委員會副主席，接著由華盛頓特區法院法官到上訴法院法官。

不論是出生背景或生涯歷程，傑克森不斷打破常規，成了法律界異數。

她在今年3月底的國會聽證會以及2017年喬治城大學法學院演講中，闡述了自己對於司法制度和法官角色等議題的理念，也分享了自己身為少數族群和職業婦女曾面臨的人生挑戰。

我記得布萊爾大法官曾說，法律的目的是「讓抱持不同看法、擁有不同需求的人，更融洽地生活在一起，更有效地合作。」
這一點正好符合我的成長經驗，我高中讀的是公立學校，同學背景非常多樣，和私立高中很不一樣。

高中時我加入了辯論隊，學會如何和背景不同的人溝通與合作。更重要的是，在參加過無數次演講和辯論比賽之後，我知道面對阻礙時要挺身而進，相信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。

這也影響我對職涯的看法，雖然我選擇了法律，但我不希望自己被侷限在特定的法律領域或是角色。

2005年，我決定擔任聯邦公設辯護人，因為當時我覺得自己並不了解刑事司法體系的實際運作流程。擔任公設辯護人正好可以彌補這項缺點，還可以磨練我的訴訟技巧。

另一方面，我可以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。公設辯護人的設立初衷，就是由政府出錢，為那些沒有能力負擔法律費用的被告，提供辯護服務。

直接和被告、而不是他的律師溝通

在我擔任公設辯護人期間，曾經為恐攻嫌疑犯辯護，這是由法院指派，並不是我們自己選擇。911事件發生之後，遭受美國政府指控、曾參與恐怖攻擊行動的嫌疑犯，被關押在關達那摩監獄，這項做法引發不小爭議。

當時有很多律師意識到，我們不能因為受到恐怖攻擊，就背離了原本的價值觀。
根據美國憲法第六條修正案，任何人都有權接受公平審判。2004年大法官裁決，恐攻嫌犯可以申請人身保護令，請求法庭審理關押是否合法。

替這些嫌犯辯護，為的是維護憲法保障的權利，我們代表被告，確認政府機關在行使權力時沒有任何不當，避免政府濫權，任意剝奪個人自由。

擔任公設辯護人的經歷也讓我體會到，許多被告完全不了解整個司法制度如何運作。在經歷一連串冗長法律程序之後，他們只覺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對待、對制度充滿不信任。這阻礙被告去理解，自己應對自己的行為負起該有的責任。

所以我擔任法官時，會直接和被告、而不是和他們的律師溝通，我要確認被告是不是真的了解所有程序。

透明是為了讓犯人感受責任

當我做出判決之後，我也會直接告訴被告，因為他們的行為對社會造成哪些傷害，所以必須為自己的行為承擔什麼樣的後果。

我的法律意見書篇幅通常比較長，因為對我來說，「透明」很重要。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清楚理解，當我做出判決時是如何思考的？我的依據是什麼？讓案件所有當事人知道，在做出最後一波判決時，我都有考量到每個人的意見。

就好比我們面對生涯決策時，時常要在種種考量之間取得平衡。很多人看了我的工作經歷，感覺我跳來跳去，我常跟別人開玩笑說，我就像是遊民（vagabond），很多時候都是為了兼顧工作和家庭。

不需要成為完美的母親

1999年，我開始擔任布萊爾大法官書記，後來因為我先生要到麻省綜合醫院實習，當時我正好懷孕了，所以決定辭去書記工作，跟隨先生搬到波士頓，後來我加入了私人律師事務所。

我在私人律師事務所只待一段時間就離開了。但不論是從事哪種職務，你的工作時間和家庭責任之間，永遠都會有衝突，每一次你都必須做出選擇，但不是每一次都能有圓滿的解答。

走過這麼多年，我的心得是，其實你不需要成為完美的母親，只要你盡力了，而且真心愛你的孩子，一切都會好轉。你不需要有完美的生涯軌跡，一樣能如願以償，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。

不要害怕格格不入，堅持下去

我先生派屈克．傑克森（Patrick G. Jackson）目前在醫療之星喬治城大學醫院擔任外科醫生。他是典型的「波士頓名門」，是他們家族第6代哈佛校友，他們家族最早可追溯到五月花號抵達美洲之前的英國。

但我不是，我讀的是公立高中，我的祖父母只能讀小學，我的父親和母親是他們家族第一個上大學的小孩，兩人原本都是高中老師，後來我父親成為學校律師，母親成為高中校長。我在1970年出生，是第一代受惠於公民權利運動、種族隔離政策解除的非裔世代。

在哈佛的第一學期，我覺得很不適應，我不斷問自己：我真的屬於這裡嗎？我能撐得下去嗎？某天晚上，我一個人走路穿越哈佛園，有位黑人女性正好經過我身邊，我完全不認識她。但是，她大概是看出我的不安，她突然靠向我、對我說，「堅持下去。」現在，我也想把這句話送給所有的年輕人。

當然這也是我對自己的要求。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1月公布的調查結果，有44%的美國成年人對於最高法院看法負面，高於3年前的30%。大法官不是政策制定者，我們的職責是解釋法律。我希望未來在大法官應有的權限範圍內，盡我所能扭轉外界對於最高法院的印象。